200多位大学校长书记聚焦高校如何成为国家战略引导者
大学创新：让国家“长个头长肌肉”
“高等教育服务国家现代化的发展轨迹，现在由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到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阶段，高校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战略地位要日益凸现出来，我们要抓住这样的机遇。”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靳诺在教育部直属高校工作咨询委员会第二十五次全体会议上如是说。7月22日～23日，200多位中国大学校长书记齐聚北京，就高校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如何成为有力的支撑者和积极的引导者，如何培养符合社会需要的创新创业人才等话题进行头脑风暴，为国家发展献计献策。
长了个头还要长肌肉
创新要同国家利益有机结合
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书记胡凌云看来，高校的发展，包括基础研究怎么做，需要把学术自由和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有机统一起来。“大学崇尚学术自由，这是大学的本质特征，但是如果不能自觉地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或者说把学术自由和国家战略需求分开的话，我觉得这不是中国的高等学校。”
对此，北京化工大学党委书记王芳以莫斯科大学的世界排名为例说：“莫斯科大学有一段时间在世界大学中排第八位，苏联解体后跌到400多位，最近回升到50位，这给我们很深刻的教训：大学与国家的发展阶段是密切相关的。”
“为什么成为‘世界老二’的时候，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国际压力？这是国家利益的较量与博弈，因为谁都不愿意你成为一个又大又强的对手。”中国传媒大学党委书记陈文申指出，过去的创新就像散养，而今天国家出台政策和机制给创新“长肌肉”。他打比方说，姚明刚到美国打球时是瘦高个儿，教练让他赶紧多吃，变得更强壮一些，不久后他也像美国球员一样是个大块头了。“现在提出万众创新，就是希望以此加强国家整体的创新力量，让国家从大到强。”
在本次高校咨询会上，清华大学校长邱勇在大会发言中提出的“瞄准重大战略课题，长期持续攻关”，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共鸣。事实上，高校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正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韩震讲了一次评审经历，专家们在评价一篇研究越南问题的论文时说，这篇论文太简单不能过。而韩震认为，这正说明我们这方面的研究还远远不够。中国现在的角色是全球性的，研究不能光盯着美国，要放眼全球，深入研究越南和缅甸问题很有必要，“不然大事发生的时候，我们的智库就跟不上了。”
胡凌云很看好“中国制造2025”的推出，“高校和企业形成集团军共同推进创新，对美国制造业的重新振兴极其重要。现在，我国工业制造协同创新中心第一批建设了15个，我们应该考虑2011计划(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如何与国家工业创新中心有机结合。”
胡凌云还建议大家认真研究“中国制造2025”和“互联网+”，“这对大部分院校来说是非常好的发展契机。”
西南交通大学正是这样“借机”发展的一所高校。因聚焦“一带一路”、中国高铁走出去、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学校的科技创新能力得到了系统提升。此次该校校长徐飞还受邀作了大会主题发言。这所西南地区的高校原本并没那么“声名显赫”，但因创建了铁路领域第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完成了几乎所有高速列车整车动力学性能的验证或优化，还创造了每小时600公里的整车滚动震动试验的世界纪录，从而成为自主创新提升装备国产化水平的排头兵。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党委书记倪邦文强调了学术话语体系的创新。在他看来，现在高校里的有不少老师都是海归，以拿着西方的教材，甚至是原版教材上课为荣，但是不接中国的地气。“快速发展的中国需要自己的话语体系，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构建，否则，如何对内有感染力、对外有影响力？”
“衙门化”必须远离校园
当务之急是让创新者脱颖而出
北京理工大学校长胡海岩关注了一段时间全球竞争力报告对我国国家竞争力和科技地位的评价。他试图从中摸索出一些规律，“我国人均GDP在全世界排名80位左右，排名攀升很快，但竞争力在40多个国家中徘徊在28位、创新力排在32位，跟不上GDP排名的攀升速度，让人忧虑”。但他认为，创新能力的提升有不可跨越性，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讲，不能违背规律，一味想着弯道超车。
胡海岩认为，高等教育发展是有规律可寻的，培养年轻教师，是创新的关键。
“要营造一个让年轻人脱颖而出的氛围。”他指出，现在的积弊是，评价一个教师是否优秀就看他戴什么“帽子”，是“长江学者”还是“杰出青年”。
“没有‘戴帽子’的年轻人更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因为‘戴帽子’的教师大都在40岁左右了，很多都过了创造力最强的黄金期，没‘戴帽子’的青年教师，应该给他们更宽松的氛围和更好的条件，让他们可以静下心来做学问，解决更多重要问题。”
北理工从去年开始在全体教师中发起了对未来10年应该着力关注的重大科学、重大工程、重大技术问题的讨论。胡海岩特别强调让年轻人谈对未来的想法，“的确感到他们的思想，更加活跃、更有革命性”。
他认为，年轻一代在创造力上是令人乐观的，“从这个方面来说，国家创新能力的提升，我抱很大希望。如果以好的氛围引导年轻人才，让他们知道底线，应该如何做事，我觉得他们会比我们做得更好。”
去年11月底刚从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工作岗位转任外交学院党委书记的袁南生认为，中国高校要有创新力，必须克服“衙门化”倾向。他2013年4月到旧金山，那里的创新速度一度令他震惊。旧金山人口560万，北京市是2000多万人，而旧金山经济总量相当于两个北京。美国经济艰难走出困境的时候，旧金山的GDP增速达7.8%，“我们调研的结论是旧金山靠的是科技创新，硅谷以及一批一流的高校，尤其是斯坦福大学和加州理工大学”。
不畏权威，砸锅卖铁也要做
创新人才都是矢志不渝的坚持者
“第一次技术革命时的蒸汽机大家都知道是瓦特发明的，但实际上做出创新的是一个叫纽卡门的人，而瓦特是相当于创业。今天我们谈创新和创业，高校是不是应该把纽卡门和瓦特变成一个学生培养出来、让他把纽卡门和瓦特的事都干了？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北京邮电大学校长乔建永向大家抛出了问题，中国的大学和世界的大学都是这样，大学专业绝对不是一个培训班，它要从更加长远和广阔的空间里来考虑专业的必要性。
乔建永考虑更多的是创业的科技含量问题，如果只注重创业教育，“10年、20年后全是一群做生意的学生铺向世界，也可能是麻烦事”。他认为，老师要在前沿问题上投入更多精力，引导学生开展创新活动，推动转型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