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我的一位朋友拿到了女儿学校出具的“素质分析报告”。根据老师的观察，这个六七岁的小姑娘在逻辑运算、空间感知和语言表达方面“表现突出”。从那一天起，朋友开始了近乎疯狂的培优工程。她系统考察了形形色色的特长班和集训队，最后给女儿报了3个周末课程。“如果这孩子是个天才的苗子，我不能把她耽误了”。她恳切地说。与此同时，我看到她手拿习题册的女儿投来了充满怨念的目光。
“万一我的孩子是个天才呢？”这个美好的愿望简直是很多孩子噩梦的开始。儿童的潜能开发确实要趁早，但作为家长，你总要先知道什么才算是天才。
天才儿童最通俗的判断标准是“发育超常”，简单来说，就是智力的发展领先于实足年龄。这一标准可以上溯到上世纪早期，智商测试最初就是据此原理设计的：智力商数等于智龄和实龄的比值乘以100，如果一个人的智龄与实龄相等，他的智商就是100，这也代表了人们的平均智商水平。而如果一个6岁儿童的智龄达到了12岁的发展程度，就意味着他是一个智商200的牛孩子。智商200是什么概念？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智商160，成功证明“最难数学题”费马大定理的安德鲁·怀尔斯爵士智商170，而《生活大爆炸》里12岁上大学、16岁拿到两个博士学位的科学极客谢耳朵智商187。
早在20世纪初，美国心理学家刘易斯·特曼就开始使用智商测试鉴别超常儿童，并把智商达到140作为“天才儿童”的基准线。这类牛孩子的共同特点包括观察事物精准，易于集中注意力，能够迅速、准确而牢固地记忆，思维灵活而富有创造性。不过，这样的牛孩子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生出来的——他们的数量仅占总人口的1%左右。
随着教育心理学的发展，人们对牛孩子的定义也在不断丰满和修正。20世纪7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约瑟夫·仑朱利提出了“三圆圈天才儿童”概念，认为牛孩子是中等以上的智力、对任务的担当和较高的创造力相互作用、高度发展的产物。我国超常儿童研究权威专家查子秀也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超常儿童的心理结构中不仅包含智力和创造力，也包含一些非智力心理特征。
近些年来，人类能力研究已经弱化了对智商的考量，并把目光转向了个体的社会和情绪发展。充足的研究已经显示，强烈的动机和坚韧的意志可以使平凡人取得与高智商者旗鼓相当的学业成就。一个智力中等，但拥有强烈的求知欲望、又能稳稳当当地坐下来琢磨某个问题，或是动手做成某个物件的孩子，同样是值得刮目相看的牛孩子，并很可能在未来成长为某个领域的大牛。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学家、《资质平平》一书的作者斯科特·巴里·考夫曼认为，这样的认知可谓意义深远，因为人们对“天赋”一词的理解一度非常狭隘。
当然，“天赋”的定义一旦拓宽，就可能变成一顶什么都能装进去的大帽子。一些“培优班”或“超常儿童中心”已经拉出了长长的清单，把“擅于联想”“幽默感强”和“高度敏感”等你能想到的好词都囊括在内。这便更加刺激望子成龙的父母们睁大眼睛，在孩子身上寻找天才的迹象。
话说回来，到底什么样的牛孩子才需要特殊培养呢？
专注于人类高级发展的教育心理学家琳达·西尔弗曼认为，只有高于或低于平均智商水平两个标准差以上的儿童才真正需要专门的教育环境和额外的学习资源——前者是挖潜，后者是补差。而且，并不是所有儿童都需要面对智力的挑战。我自己就清楚地记得，上小学时被选入奥数班是一件多么悲催的事情：每个周末都要到培训班的教室里熬上几小时，似懂非懂地看老师在黑板上画些奇怪的图表，做作业的时候总是焦虑地把手指甲啃秃，然后在学期末拿到一张屡创新低的成绩单。
要知道，聪明伶俐和天赋异禀，是完全不同的境界。拔高培优的智商碾压，往往会给普通儿童留下深重的挫败感、无法转圜的学科恐惧，和对不及格习以为常的“橡皮人”心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