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院士、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高福
“不好意思来晚了，所里突然有点急事要处理。”随着说话声走进来的是中国科学院病原微生物与免疫学重点实验室主任高福。他身材高瘦、目光炯炯，穿一件灰色薄西装配卡其长裤，系一条醒目的黄色花纹领带。作为研究病原微生物跨宿主传播的专家，在甲型流感H1N1、禽流感H7N9等病毒肆虐的危机事件中，高福带领团队紧急攻关，完成了一项项重要任务，为防控病毒蔓延作出了突出贡献。
“我也经历过很多失败”
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微生物科学院院士、欧洲分子生物学组织外籍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TWAS)基础医学奖获得者、第19届日本日经亚洲奖获得者，在SCI国际刊物上发表论文370余篇……翻开高福的简历，一连串的荣誉与成就令人肃然起敬。然而，这位世人眼中的成功者，却对失败的滋味有着深刻的感受。
“别看我现在当了院士，得了不少奖，看起来很光鲜，其实我也经历过很多失败，失败的次数远远要比成功多。”高福说，“我一直坚信失败是成功之母。你今天看见我在《科学》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却不知道我之前被拒绝过多少次。”
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高福，从小就有做科研的理想。1979年高考，他与第一志愿失之交臂，被调剂到山西农业大学兽医专业。从大一下学期起，高福就定下目标改投传染病学专业，努力考上了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的研究生。1991年，高福赴英国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后相继在牛津大学、哈佛大学等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而后又在牛津大学任教。2004年，高福回国出任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所长一职，第二年家人也随他回国。
“如果不回来，我的发展肯定没有现在好。”高福十分笃定地说，“就我的研究方向来看，在中国的舞台比在国外大得多。而且国家大力支持我的科研，实验室等硬件条件都很好，可以研究的课题也更多。”
抗击埃博拉无所畏惧
2014年，非洲埃博拉疫情严重。9月中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移动实验室检测队奔赴塞拉利昂，帮助当地开展埃博拉出血热检测工作。身为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高福临危受命，担任该检测队的负责人。
“走的前一晚并没有忐忑不安，和往常一样，该干什么干什么。我是专门研究传染病的，只要知道了这个病的传播规律和防控方式，就不觉得有什么可怕。”高福回忆道，“我和女儿说我要去非洲了，她还说要跟我一起去。但对年迈的父母，我隐瞒了这趟行程，怕他们担心。”
高福说，塞拉利昂的医疗条件很差，全国600万人口只有不到100名注册医师，首都弗里敦每天都增加几十名病例，却只有6辆救护车。他亲眼看到患者头浸在水坑里，躺倒在路边。“后来我爸从电视新闻里得知我去了西非，心里还是挺担忧的。”
直到回来一年多之后，高福才肯坦露他在塞拉利昂曾经发烧的经历。“我隔离了一周，没告诉家人也没告诉领导，不想让他们着急。”高福说，出于专业判断，他相信自己没有染上埃博拉，心里并不恐惧。“即使感染了，焦虑也没有用。在这种情况下，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特别重要。”
为了引导当地民众正确应对埃博拉，高福和他的同事们抓住一切机会宣传埃博拉相关知识，在飞机上、工地里和广播电台，都留下了他们开展疾病防控宣传的身影。
投身科研很有乐趣
在国外学习工作10多年，高福深受欧美科研文化的熏陶。“他们有个说法叫‘与科学结婚’，就是说科研工作者要把一辈子奉献给科学。”高福表示，自己生性喜欢挑战，渴望探索未知的事物，觉得从事科研很有乐趣。“就像男女谈恋爱一样，既然爱上了科学，就要尽全力去追求她。”在科研工作中，高福严谨求真、精益求精，“要做就做到国际一流”。
作为博士生导师，高福对学生要求严格。“我的实验室里只谈科学，不许八卦。做好自己的研究，不去议论别人。”高福说，他会拍着桌子批评学生，也会在有好东西做出来的时候，带着大家去酒吧庆祝。
身兼多职却能应付自如，高福认为其中的“诀窍”是善于进行时间管理。“时间总是挤出来的，要有效利用边角时间。另外，要用好新媒体工具，我的很多会议都是在微信上开的。”
不久前，高福带领的团队在寨卡病毒的研究上取得了重要成果。谈到未来，高福表示，将继续致力于病毒跨种传播的研究。“此外，还会做一些符合社会需求的应用型项目，比如研发治疗癌症和防控传染病的生物制剂。”高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