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儿童问题没有养老问题重要，应该把养老问题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学者乔东平在基层调研时，曾经听到一名民政局局长如是说。
乔东平是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她向记者介绍了国际经验：自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由于经济放缓，普惠性国家感觉财政压力太大，开始收缩福利支出，比如推行延长退休年龄等。而大多数国家儿童福利的钱都没有减少，甚至增加，只有英国减少了一点。
近日，留守儿童权益保护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有关专家介绍，今年2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今年4月，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建立了。下一步，该如何进一步解决我国农村留守儿童问题？专家对此建言献策。
招数一：通过社工深度介入
谈及去年贵州毕节4名留守儿童农药中毒死亡案件，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原党委书记、教授陆士桢有些激动：“现在，基本上每个村都建立了留守儿童档案，在政策所能允许的情况下，包括中毒死亡的那4个贵州毕节的孩子，政府都给他们办了低保。但是，我们了解到，在中毒死亡的4个贵州毕节孩子所在的村里，151个孩子中有43个孩子的档案中记录着‘妈妈失联’。”
陆士桢认为，这说明孩子们面临的不是简单的吃喝问题，为留守儿童建构专业化服务的体系，才是全面保护的当务之急。
陆士桢在谈到留守儿童的未来时说：“留守儿童数量会递减，但是由于我国劳动力分布不均衡，户籍制度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所以留守儿童问题还会长期存在。”
有人认为，我国之前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措施是失败的。对这一观点，陆士桢并不认同。
陆士桢解释说，过去，我们针对困境儿童的救助体系并不完善，留守儿童的产生是社会变迁和乡村结构变化的结果。不过，我国一直在努力，比如建立了留守儿童寄宿制，还有一些企业对他们提供帮助。
陆士桢坦言，目前，留守儿童工作的资金保障渠道并不完善，儿童专业服务力量不是很成熟。目前，我国到了需要建构全面体系保护这些儿童的时候了。
陆士桢建议，国家不妨考虑建立留守儿童的关爱和扶助制度，社会工作者要参与其中，给孩子提供专业服务。一些基金会和企业，可以选择几个点，通过社工深度地为留守儿童提供心理抚慰和其他帮助。同时，政府可以向社工机构购买服务，比如建立村一级的儿童福利主任制度，政府对解决当地的留守儿童问题进行规划。
对于社工直接参与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有的专家并不看好，认为农村留不住人才。
“关键是先要有人做起来”。陆士桢解释，构建专业化的留守儿童服务体系需要专业社工的支持，但是并不意味着在农村成立社工组织，社工机构向当地派驻一线社工工作即可。
陆士桢还提出建议：“期待我国建立儿童监测机制，动态研究留守儿童变化趋势，寻求对留守儿童的制度化服务管理。一些发达的福利国家设有儿童监测机制，不光监测社会，还要监测家庭和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