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郝金伦辞去河北省涿鹿县教育局局长职务已经过去一个多月，拂去一波情怀的泡沫，越来越多的教育者和教育专家更愿意将这次“课改局长辞职风波”，归入区域推进教学改革受阻的系统现象。
从质疑到反思，一圈圈光晕随之晕染开来。
“郝氏教改”输在哪儿？
导致郝金伦辞职的直接原因，是来自涿鹿部分教师和家长的反对，其背后是对“郝氏教改”狂飙突进的反对。
事实上，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以“三疑三探”教学模式的引进为起点，前后有不下10种教学思想、方法、技术被引进到涿鹿。“急风暴雨”式的推进方式让很多一线教师“吃不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也就成了不少教师的无奈之举。
“表面看上去，几乎不需要花什么钱，一个行政命令或一次会议即可掀起一场改革。但仔细想一想，教育改革涉及一代人甚至几代人，其潜在的成本非常之大，远远不是金钱能够衡量的。”从教30年的厦门大学附属实验中学校长姚跃林认为，学校改革常有草率之举，原因之一就是可计算的改革成本易被忽视。
而在一些专家和校长看来，真正的课改应当是“静悄悄的革命”。
“从课程论本身来说，课程是经验的有效组合。”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分析，“如果移植而来的经验，缺乏教师切身的工作体验和学生的学习体验作为基础，再好的东西也是空洞的。只有在师生互动中生成的经验才是可靠的。”
姚跃林也认为，对教学方法选择权的讨论，不应仅仅在教育局局长和校长之间流转，而更应该扩大到教师群体。
虽然不否认涿鹿教改有一定积极意义，但在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看来，在当前中国很多家长以高考、上大学为主要目标的教育价值观下，如果能够对升学有帮助，就能得到大家的支持，如果没有帮助，甚至可能有影响，遭到抵制是必然的结果。
行政推动教改有没有边界？
记者在涿鹿采访时，不止一位教师认为郝金伦在教改“操作中越了界”。一位不愿具名的教师回忆，郝局长亲自指导十几门课的教学。一位高三毕业生告诉记者，郝局长还会亲自教授一些学习和记忆方法，比如过电影法、星号法，“不像是个局长，倒像个婆婆妈妈的班主任”。
“应该让专业的归专业，行政的归行政，局长、校长、教师各就各位。具体使用何种教学方法，应该尊重校长和教师的选择。”储朝晖将涿鹿教改搁浅的原因归结为局长、校长的权力边界不清晰。
而刘海峰却持不同看法。他认为，在中国，如果没有行政手段推动，靠自下而上小范围实行教育改革，是很难展开的。“作为教育局局长，郝金伦的做法并无不妥。尽管因缺乏系统、专业的训练而被称为‘百度局长’，但他引进的理念是经过教改专家论证、符合教育发展趋势的”。
“真正的教学改革必然发生在学校、发生在课堂，只有激活教师的教学改革热情与智慧，才能让教学改进常态化存在。”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副主任张丰认为，教学改革的路径应该是从“区域策动”到“以校为本”。
他表示，强调学校是教学改革的策源并非否定区域教育行政领导与支持的重要作用，如果没有区域层面的专业理念、改革意识、用人机制、推进策略、正确的质量管理制度，是很难涌现出课程教学改革的成功典型的。
“在改革初期，区域教育行政部门的力推是必要的，但随着改革的深入，要迅速进入‘以校为本’的课程教学改革时期，区域层面应该多一些‘指导性管理’，少一些‘控制性管理’，避免行政过度作为，防止出现迎合要求的‘假改革’。”张丰说。
改革的共识从哪里来？
事实上，“三疑三探”教学模式的创始人、现河南省南阳一高副校长杨文普在西峡推广“三疑三探”时，也不是一帆风顺。
“杨校长就是个卖老鼠药的，搞‘三疑三探’是老师想偷懒！”“现在老师使劲讲学生都听不懂，老师不讲了，学生不是更不懂了吗？”“有的老教师提出，自己经历四五任校长，都没人这么搞，现在都快退休了，就是不想改，怎么样？”……面对教师和家长的众多质疑，杨文普有自己的办法。
“为了获得校长、教师、家长的支持，当时的教育局局长带着我们一个乡一个乡跑，开座谈会，听取各方意见，包括教研员、校长、教师、家长，再商量调整方案。”在杨文普看来，改革是非常不容易、非常缓慢的过程，需要方方面面的理解和支持。
杨文普认为，这一过程中，校长观念的转变是关键。“我们把所有的校长集中起来，举行‘中小学校长走进新课程竞赛’，所有校长都要上达标课，统一验收。校长做到了，对教师来说，能够起到很大的示范作用。”杨文普观察到，教师们最抵触的是“校长不做，光让教师做”。
“通过3年多的这种示范推进，最终西峡县5000名教师人人上合格课，人人通过达标验收。”杨文普说。
“教改最重要的是要改变家长的教育价值观。”在刘海峰看来，一切以升学为导向的教改在短期内是不可能见效的。因而，在短期内不容易改变的情况下，就要求教改方案既有科学性又有可行性。
“科学性要求符合教育原理，可行性要求考虑民众的接受程度，学校的师资、教学条件。”刘海峰认为，在当前高考制度下，教改需要各级政府部门支持。
在储朝晖看来，与家长和教师达成共识，是教改顺利推进的一个关键环节。“现在难以形成共识的原因在于，教育评价仍以分数为依据，而不是以学生的成长发展为本。”储朝晖分析，如果评价体系是以学生为本，各方就会比较容易达成共识
